杨振超资料图
2017年5月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杨振超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对被告人杨振超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杨振超受贿犯罪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贪污犯罪违法所得依法返还被害单位。
经公开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杨振超利用担任中共淮南市委书记、淮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084.774163万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115.558153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人民币9.1508亿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振超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杨振超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具有检举他人犯罪行为，认罪、悔罪，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到案，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落马官员大多“不爱”上诉
攻心计、反侦计、苦肉计……落马官员“脱责”招数不少，而梳理过往受审官员表现也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目前，蒋洁敏、刘铁男、王素毅、童名谦、李达球等落马官员已经受审，除蒋洁敏目前未知外，这些受审落马高官少有翻供者且多“不爱”上诉。
落马官员为何没有通过当庭翻供的方式为自己“争取一把”？有分析指出，“当庭翻供”需要有“全面且充足的准备”，多为落马官员一审后上诉所采用的方式，一般其轨迹为：翻供-上诉-维持原判。但翻供的“成本很高”。比如，在此前调查审理阶段，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对自己罪责一一供认，但他最终选择了当庭翻供，因此法院在法庭上直接取消了其自首情节。谢亚龙最终宣布不再上诉。
相反，不少受审官员都会选择另外一条路：主动交代，认真悔罪。这种行为一般会被认定为属于“交代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而且其“到案后认罪态度好”,此种情形“一般应当从轻处罚”。与此同时，面对一审判决，落马高官的反馈不外乎两种——不上诉与上诉。而上诉同样也会有两种情况——当庭上诉与宣判后上诉。过往案例表明，即便上诉也鲜有人能够借此翻盘。因此，多数落马高官面对一审判决大多都会选择“配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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